19和20世纪美国发生的两次妇女运动的异同点

  • 发布时间:2020-01-08 0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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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权主义的第一次浪潮始自19世纪末延至20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的特征是争取妇女的权利和参政意识,所强调的重点是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改革。这在某种程度上与6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女权主义运动有着明显的不相容之处。早期的一些具有女权主义倾向的作家和批评家,如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芙、法国的西蒙娜·德·波伏娃等都对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的高涨起过重要作用。伍尔芙对女权主义批评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她的两本书中:《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专注妇女文学生产的历史和社会语境考察。在与男作家的物质条件进行了一番比较之后,伍尔芙大胆地提出要致力于创造一个可供自己安心文学创作的小天地,即“一间自己的房间”;《三个畿尼亚》(Three Guineas)则探讨了男性所享有的权力与职业之间的关系,指出诸如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这类法律上的不公正现象均产生于父系社会,尤其产生于早期家庭中的两性分工。波伏娃的观点则更为激进。她指出,既然在男人眼里,女人生来就地位卑下,就应当受制于男性社会,那么女人根本无须对男人抱同情之心,而应当以自己的最佳状态来估价自己作为女性而应享有存在价值。这种带有强烈的存在主义色彩的女权主义意识已开始接近当代新女权批评理论。但应该承认,那时的女权主义运动中心仍在欧洲,其政治性和社会性特征大大多于文化性和学术性,因而对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仅存在于批评的外部,并未从本质上触及批评的话语本身。而且女性批评家所关心的问题主要局限于其自身所面临的诸如生存和社会地位等问题,并未介入理论界所普遍关注的问题,因而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女权主义的第二次浪潮则使得女权主义运动本身及其争论的中心从欧洲逐渐转向了北美。其特征也逐渐带有了当代批评理论的意识形态性、代码性、文化性、学科性和话语性,并被置于广义的后现代主义的保护伞之下。诸如克里斯蒂娃(J.Kristeva)、西可苏(H.Cixous)这样的欧洲女权主义思想家频繁往返于欧美两大陆著述讲学,其影响大大地超出了在本国或本学科领域的影响。第二次浪潮持续的时间从20实际6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后期,以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著作《女性的神秘》(The Feminine Mystique,1963)的问世为开端,主要强凋的是进一步争取妇女的解放。但此时论争的重点已由注重妇女权益转向了妇女的“经历”,以及女性与男性在性别上的差异,并带有强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就其“中心”北美而言,女权主义的第二次浪潮实际上是高涨于60年代中后期的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其中有五个重要的论争焦点频繁地出现于女权主义理论批评家探讨性别差异的著述中:生物学上的差异,经历上的差异,话语上的差异,无意识的差异以及社会经济条件上的差异。论者们讨论的主题包括父系权力制度的无所不在,现存的政治机构对于妇女的不适应性和排斥性以及作为妇女解放之中心课题的女性的差异等,这些均可在第二次浪潮女权主义者的著述中读到。这一时期的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除了克里斯蒂娃和西克苏外,还有斯皮瓦克和主张建立一种“女权主义诗学”的肖瓦尔特(E.Showalter)。前者从第三世界的“他者”视角对男性中心社会及话语进行解构,后者则致力于建构英语世界的女性批评话语和女权主义诗学。她们的影响至今仍渗透在北美以及一些“后殖民地”国家的高等学校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