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三武一宗法难】

  • 发布时间:2020-01-08 03: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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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武一宗”,是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荣。“三武灭佛”指的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这三次事件的合称。这些在位者的谥号或庙号都带有个武字。若加上后周世宗时的灭佛则合称为“三武一宗之厄”。在中国历史上,这几位皇帝曾经发动过毁灭佛法的事件,使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很大打击,因此在佛教史上被称为“法难”、“三武一宗之厄”等等。

  佛教是外来宗教,佛教的发展,给寺庙和僧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加上佛教寺庙往往享有免税、田地、女婢、奴隶等特权,这造成了社会财富向佛寺的极大集中,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唐朝会昌灭佛时就说“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另外,僧侣不事生产不服劳役,还拥有大量仆役、女婢,在人力资源匮乏的古代,这一现象对社会经济和军事造成的影响更加明显。寺院经济力量的过分发展,终于引起了世俗统治阶级的强烈不满,而僧侣不守戒律霸占田产鱼肉百姓的行为更积累了大量社会矛盾,种种交织在一起的矛盾激烈时,导致统治阶级通过政治手段加以解决。中国佛教史上所谓“三武一宗”之难,也就是这种矛盾斗争激化的结果。

  北魏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为兵。那时,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所以锐志武功的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438年)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他还听从宰相崔浩的劝谏,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排斥佛教,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

  崔浩出身于著名世族,博览经史,善于阴阳五行及术数之学,历仕北魏道武帝、北魏明元帝、太武帝三帝,官至司徒,经常参与军政机要,深受太武帝的信任;结识寇谦之之后,信奉道教,受其法术。寇谦之早年就热衷仙道,修持汉末张陵、张衡、张鲁创立传承的五斗米道,随方士入华山、嵩山学道修炼,自诩曾有太上老君授他天师之位及《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在明元帝末年,寇谦之从嵩山入平城,结交崔浩,常通宵达旦听崔浩谈论古代治乱史,为之叹美。后来,寇谦之把儒家学说和佛教经律论及斋戒祭祀仪式吸收到道教中来,重新改造五斗米道,期使北魏帝王容易接纳。

  太武帝始光初年,寇谦之献上道书,但当时朝野信奉者很少,崔浩于是上书劝谏太武帝,使太武帝因而信奉道教,并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太武帝又在平城东南建立天师道场,自称太平真君,并亲受符箓,兴建静轮天宫,奉祀太平真君,改年号为太平真君,成了十足的道教徒。

  太武帝的废佛行动,始自太平线年)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翌年,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陕西黄陵)起义,有众十余万人。七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崔浩劝帝灭佛,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秉政,一向笃信佛法,再三上表,向太武帝劝阻,虽然都不被采纳,但也由于如此,废佛的诏书得以缓宣,而使远近的沙门闻讯逃匿获免,佛像、经论亦多得密藏;然而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却无一幸免于难,史称太武法难。废佛后不久,寇谦之仙逝,崔浩后来也因撰《魏史》,书中蔑视胡族而遭腰斩,其族人被诛者百余人。废佛后六年,太武帝驾崩,文成帝即位,下诏复兴佛教,佛教才又逐渐恢复发展。

  宇文邕(543—578),字祢罗突,是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他当了十八年皇帝,死时仅三十五岁,史称北周武帝,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周武帝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代英主,可惜正当他打算“平突厥,定江南”,实现统一全国理想的时候,病逝于出征前夕,令后人唏嘘。

  周武帝反佛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周武帝的出身——宇文护,又名萨保,是宇文泰的侄儿。西魏时,曾任大将军、司空。556年,宇文泰病重临终之前,曾对宇文护要求他辅佐少主。宇文护表面许诺。但第二年,他立宇文觉为帝,建北周。宇文觉“性刚果,恶晋公护之专权”。宇文护见他不服,不久将他毒死,另立宇文毓为帝,为北周明帝。北周明帝在位四年后,宇文护又将他毒死,改立北周武帝——宇文邕。在武帝掌权之前,大权为宇文泰的侄子宇文护掌握。宇文护大力推行佛道,因此当时的武帝也对佛道极力的推崇,这可能也是明哲保身迫不得已之举。

  北周武帝灭佛。这也是和当时北周武帝后来推行的一系列的改革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北魏末年,社会动荡。公元 515 年爆发过冀州沙门法庆聚众造反之事,其众多达 5 万以上,法庆自称“大乘”,鼓吹“新佛出世”,所至即毁寺、杀僧、焚经、烧像,故此对当时的僧俗地主统治阶级形成了极大的威胁。北魏了“大乘起义”后不久,在公元523年,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六镇起义”,接着各处纷纷出现反魏起事,群雄并出。当时北方地区的僧、道阶层过于庞大。根据《魏书》称,正光(公元520-525年)以后,不少原属国家的编户民众,为避苛役重赋,相继投入空门;此外,其时社会政治动乱的加剧,亦令普通百姓寻求相对安全的宗教实体之庇护。以致全国的佛寺竟有3万之多,僧、尼数目则有200万之巨,这在当时北中国的人口比例上,达到了极高的程度,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6分之1。这促使封建国家政权采取极端手段,以扩大经济来源来充实国力。

  天和二年(567),有一个叫卫元嵩的人给周武帝上书,认为“唐、虞无佛图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因此,他建议周武帝灭佛。

  公元572年,周武帝诛杀宇文护,把大权收归己有之后,于次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僧侣、百官再次讨论佛、道、儒三教的问题。这一次,“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把佛教抑为最末,事实上已是灭佛的前奏。当时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还一个劲地争辩不休,说明佛教当在道教之上,心里很不服气。而另一些明眼人却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他们认为周武帝这样做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因为“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

  武帝不怕死后下地狱的威胁,于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建德六年(577年),北周灭北齐后,针对继续发展的佛教实体,立即推行灭佛政策,毁寺4万,强迫300万僧、尼还俗,相当于当时总人口数10分之1 的人重新成为国家编户,这对急需兵源和财力的封建朝廷来讲,其意义之重要不言而喻。

  周武帝灭佛,时间较长,涉及面广,触动深,成绩可观,这一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此当时有人称赞说:“帝独运远略罢之(指灭佛),强国富民之上策”。灭佛事实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的作用。正因为北周成功的灭佛运动,才使它国力大大增强,为北周灭齐乃至北周统一北方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佛道二教极度兴盛的南北朝时期,周武帝独树一帜,毁佛断道,但并不屠杀僧侣,显示了其统治的高度灵活性。纵然周武帝个人十分认可甚至是推崇宗教思想,但当宗教的发展与国家机器的运作发生冲突时,他能清醒认识,挈重量轻,果断抉择而不拘泥于传统,实为难能可贵。对比同一时期,即北齐、江左政权的各位封建君主,大多不能正视宗教过度发展给国家带来之不利而盲目推动,更可衬托周武帝统治政策之灵活。

  但这一事件对佛教沙门来说,却是将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和唐武宗的毁佛政策,并称“三武之祸”。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敕迎佛骨(即所谓舍利)于凤翔法门寺。先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礼敬,从而再次掀起全国性的宗教热潮。是时,“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 。

  对此,韩愈从儒家立场出发,予以坚决反对。他上表认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国所固有,只是在后汉时才传入中国,因而不合先王之道。又说,佛教的流行使“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对封建统治有害而无益。他着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义,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于是他断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世之惑。”(《谏迎佛骨表》,《韩昌黎全集》卷三九)并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此表正与宪宗的奉佛心意相抵触,且历数前代奉佛之君运祚不长,因而招致宪宗的盛怒,欲处韩愈以极刑。后经裴度、崔群等人的说情,最后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反佛是在佛教势力达于鼎盛的情况下进行的,具有比唐初傅奕反佛更为深刻的影响。史称韩愈“素不喜佛”,信奉孔孟之道。他有感于安史之乱后藩镇力量强大,中央政权削弱,又有感于儒学的衰微和佛、道的蔓延,曾写下《原道》、《原性》、《原人》等论文。他在这些论文中认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限制佛、道的传播,才能有效地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他在《原道》中指出:“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意思是说,佛教背弃纲常名教,有碍国计民生,不合文化传统,务必予以排斥。

  为了达成排佛目的,韩愈提出了儒家的“道统”,把它作为民族文化的主线,以与佛教各宗派的传法世系相对抗。他自认得了儒学真传,以继承和发扬从尧舜到孟子的道统为历史使命,要效法孟子辟杨、墨的精神来辟佛、道。基于此,他特别推崇《大学》的理论体系。《大学》将治国平天下列为头等大事,并与个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而佛教提倡出世主义,既违背封建伦常,又否认国家至上观念,所以佛教是不可容忍的。

  韩愈反佛的出发点和立论根据,是为了强化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利益,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会和思想问题要深刻得多。为了实现他的儒家政治理想,他在《原道》中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口号,试图以行政手段彻底废除佛教。这一思想为此后唐武宗的灭佛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他所提出的儒学独尊和儒家“道统”,则对宋代理学的形成有明显影响。

  宪宗在唐中期还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此后朝政腐败,朋党斗争,国势日衰,而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继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唐武宗继位后,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决定废除佛教。他在废佛敕书中写道:“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梁、齐,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他认为,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的唯一办法。这是武宗决心灭佛的主要原因。

  唐武宗即位后,武宗开始了对佛教的整顿。而赵归真因曾遭京师诸僧的诮谤,常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宋高僧传》卷十七),这时便利用武宗对道教的偏信,于宫中“每对,必排毁释氏”(《佛祖历代通载》)。他向武宗荐引了道士邓元起、刘玄靖等人,以声气相求,同谋毁佛。加强了唐武宗灭佛的决心。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迅速衰退。以往那种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完全开放的勇气和信心丧失殆尽。佛教作为异族宗教,自然也就在被排斥之列。会昌三年(843年)四月,朝廷“命杀天下摩尼师,剃发令著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会昌四年三月,以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而“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

  唐武宗灭佛,实始于会昌初年,而至会昌末年达到高潮。早在会昌二年(842),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充入两税徭役”(《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还俗。

  会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manbetx体育官网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奴婢、财产之数,为彻底灭佛作好准备。同年四月,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全面毁佛运动。僧尼不论有牒或无牒,皆令还俗;一切寺庙全部摧毁;所有废寺的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交本州铸为农具。八月,下诏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同时还“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以使“不杂中华之风”。

  会昌灭佛给佛教以沉重打击。据日僧圆仁目击记述,山东、河北一带的寺院,到处是“僧房破落,佛像露坐”,“寺舍破落,不多净吃;圣迹陵迟,无人修治”(《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的景象。在江南地区,也是“刹宇颓废,积有年所”(《修龙宫寺碑》,《金石萃编》卷一○八)的状况。其后不久,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对佛教又是一次冲击。由于寺院经济被削夺,僧尼被迫还俗,寺庙遭毁,经籍散佚,致使佛教宗派失去繁荣的客观条件。因此,佛教需要新的权势者的倡导,采取新的生存和发展形式。

  在这几次灭佛事件中后周世宗灭佛,是最有影响的一次。其实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政权都前后采取过一些禁佛的措施,但其中周世宗灭佛则是比较大的一次。从现有的资料上记载,周世宗此次灭佛,并没有大量屠杀僧尼、焚毁佛经,而是带有一种整顿佛教的性质,还保留着很多寺院与僧尼。但由于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已经走向了勉强维持的阶段,经过这一个打击之后,就更显得萧条衰落了。在这一背景之下,三教之争,就更趋于缓和,从这之后,儒佛道三教之争,已不像过去那么尖锐,也不像过去那样明显,虽然还是有,但相对而言,规模都比较小。